杜梦菲
李长河的巡护日记摊在瞭望塔的木桌上，春分的阳光透过纱窗，在纸页上投下菱形的光斑。他捏着父亲传下来的狼毫笔，刚写下“芦苇返青”四个字，芦苇荡里突然惊起一群白鹭。翅尖扫过水面的声响，让他恍惚看见许多年前那个同样晴朗的午后，父亲蹲在沙丘上，用枯树枝在沙面画着歪歪扭扭的河流。
“黄河是条有性子的龙，”父亲那时总说，“你爷爷守河，靠的是肩膀扛；我守河，靠的是脚板量；到你这辈，该换个活法了。”
27年前的牛皮日记本被锁在铁皮盒子底层，封面被风沙磨出毛边。李长河掀开时，簌簌落下的细沙里，藏着半片枯柳叶飘到掌心。顺势掀开，第三页的字迹被沙粒硌得凹凸不平：“三月十七，黑风。能见度不足五米，三号林带的三十八棵槐树全被沙埋了，只露半截枯枝，像插在坟头的哭丧棒。”
那时的巡护路是用脚步丈量的。每天天不亮，他就得揣上两个干硬的窝头出门，帆布水壶里的水总混着沙粒，喝到最后一口能听见牙齿硌得咯吱响。有次风沙最大的夜里，他在瞭望塔值班，听着头上屋顶被狂风掀得咚咚响，像有人在上面打鼓。突然传来“咔嚓”一声脆响，东南角的木梁断了，沙尘顺着裂缝灌进来，在手电筒光柱里跳着疯狂的舞蹈。
他摸黑往裂缝处塞塑料布时，手指触到块冰凉的东西。借着手电光一看，是块已经开裂的青石板，上面刻着模糊的“镇河”二字。父亲后来告诉他，这是民国修堤时留下的，“当年你爷爷跟着工程队搬石头，亲眼见这些碑石被埋在堤根下”。那天晚上，父亲咳着说：“河要是镇不住，咱这滩区人就得世世代代吃沙子。”
20年前的日记本边缘洇着褐色的水渍，像幅抽象的河流水纹图。那年汛期来得格外早，六月中旬就连下了近七天的暴雨。李长河在第七天的记录里画了张简易地图，用红笔圈出被淹的树苗区，旁边批注着：“水位每小时涨三寸，树苗泡在水里超过十二小时会烂根。“
那天他带着五个护林员在齐腰深的水里抢救树苗，突然听见上游传来轰隆隆的马达声。“是王老四的采砂船！”有人喊了一声。没等他们避让，船尾的螺旋桨就扫了过来，李长河被船身撞得一个趔趄，额头磕在船帮上，顿时血流如注。
血珠滴在半敞的衣领上，晕开的形状像条小鱼。他后来在日记里写下：“王老四蹲在派出所门口哭，说全家五口就靠采砂船过活。可他不明白，河底的沙子挖空了，洪水一来，别说船，连房子都得被卷走。”
12年前的日记本里夹着张塑料封皮的照片，二十个穿着迷彩服的护林员站在刚成活的林带前，每个人手里都攥着把沾泥的铁锹。李长河站在中间，额头上的伤疤在阳光下格外显眼。“今天省林科院的技术员来了，”他在那天的日记里写道，“用仪器测了土壤湿度，说沙丘移动速度比十年前降了七成。这些树的根在地下织成网，就像老辈人修的埽工，扎得越深，河越稳。”
那年冬天，护林员们在瞭望塔附近种了圈柽柳。李长河教年轻人辨认这种耐盐碱的植物：“你们看这枝条，韧性足，能跟着河水弯，却折不断。就像咱滩区人，得顺着黄河的性子来，不能硬扛。”有个刚分配来的大学生笑着说：“李叔，这叫生态适应性。”他愣了愣，把这个词记在了日记本的扉页上。
最新的日记里夹着片金黄的银杏叶，叶脉间用小字写满了观察记录：“东方白鹳12只，斑头雁36只，芦苇高度1.8米。”孙子李望河趴在桌边看他写字，指着窗外问：“爷爷，你说的‘黄河清’是不是就是这样？”
李长河放下笔，找出27年前那本巡河日记，让孩子看夹在里面的石板拓片。“你看这‘镇河’两个字，”他指着石板上的裂纹说，“以前人以为刻块石头就能镇住河，其实啊，真正能镇住河的，是这满眼的绿。”他朝远处指了指，十几个穿着红马甲的志愿者正在栽树，铁锹碰撞土壤的声音，在河滩上竟清脆起来。
暮色漫过林带时，李长河把所有日记捆成一摞，放进防汛仓库的铁柜里。柜门上的红漆字已经褪色，“守河如守家”五个字是父亲当年写的，笔画里还能看出颤抖的痕迹——那时父亲的手已经被风湿折磨得不成样子。
他锁好铁柜，听见芦苇荡里传来此起彼伏的鸟鸣。二十年前，这里只有风声和沙粒摩擦的声响；十年前，偶尔能听见几声麻雀叫；如今，连稀有的鸦雀都在这里安了家。有次他在巡护时遇见个摄影爱好者，对方举着相机激动地说：“这片湿地现在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了！”
“保护区”三个字，让他想起父亲临终前的样子。那天老人已经说不出话，只是拉着他的手，指向窗外。当时正是初春，头年栽下的树苗刚抽出嫩芽，在风沙里摇摇晃晃的，却透着股不肯低头的劲儿。
月光爬上瞭望塔的栏杆时，李长河打开了新的巡护日志。第一页他没写观察记录，而是画了条蜿蜒的河流，河岸两边画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树。孙子说要给这幅画起个名字，他想了想说：“就叫‘年轮’吧。黄河的年轮，也是咱李家的年轮。”
远处的黄河水静静流淌，岸边的防护林在夜色里连成一片墨绿的剪影。风穿过树叶的声音，像极了无数个清晨，父亲和他说过的那些关于黄河的老话，一句一句，都长在了这片重新焕发生机的土地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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