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李静 徐宁
寻找姥爷李文修，是姥姥的夙愿，也是一家四代人的心愿。
21岁投身革命的李文修，是姥姥等待50多年的丈夫，是妈妈从未见过的父亲。四代人多年寻访无果，唯一的线索是，李文修有可能曾被关押在济南新华院。如今，寻亲的接力棒传到了外孙女周红红手中，她带着一家人的嘱托，在历史的碎片中反复搜寻，渴望得到一个答案。
跨越四代寻亲
周红红从未见过姥爷李文修，家里那张《革命烈士证明书》是仅有的关于李文修的痕迹，上面写着：“李文修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壮烈牺牲，经批准为革命烈士，特发此证，以资褒扬。”
李文修的烈士证明
在一本《泊头红色记忆》中，收录着他的生平。李文修，河北省泊头市西辛店乡梁店村人，出生于1923年。15岁参加革命，18岁担任献交县第五区区委书记，后调任献交县第九区区委书记。1943年6月被捕，誓死不屈，之后被秘密杀害，年仅21岁。
但是，关于姥爷被杀害，周红红的姥姥不认。“姥姥始终觉得姥爷还活着，早晚有一天会回来。他们都说姥爷牺牲了，但是没人见到，更不知道埋在哪里。”
建国以后，李文修被追认为烈士。抚恤金一直在县民政局放着，姥姥不肯去领。她一辈子没改嫁，为老人送终，把孩子拉扯大，再苦再难的日子都咬着牙熬过去，却唯独不愿承认姥爷没了。
直到妈妈长大成人，县民政局联系到她，家里才第一次领取了抚恤金，共一百八十元钱。妈妈在回忆录中写道，她没敢告诉姥姥，怕他们伤心难过。
等待丈夫回家，成了姥姥一辈子的惦念。姥姥珍藏着自己的嫁衣，每年都拿出来晾晒。她跟周红红二姐交待过，“我走的时候，一定给我穿上嫁衣。到了那边，怕他认不出我来。”姥姥病重弥留之际，一直等到二姐从外地赶回来。“姥姥嘱咐一定要戴上她结婚时的银耳坠，穿上嫁衣。”二姐依言照做后，姥姥这才安详地闭上了眼睛。
苦等50多年，姥姥始终没有等到姥爷回家。
最后的记忆
关于姥爷李文修被捕后的经历，一直是这个家里不敢碰的伤疤。
1936年6月，李文修被捕时，妻子正怀着他唯一的孩子，也就是周红红的妈妈。
当时，李文修和战友们从张铁房村转移到油瓶村。第二天下午1点多，因叛徒出卖，他们的行踪暴露，李文修和战友紧急藏到地窖。
鬼子小队长带领二三十个伪军在街上鸣枪搜查，气急败坏之下将房东大娘绑了起来，并扬言：再不出来就把老人给杀了。
李文修几人便站了出来，随后他和战友申瑞清等人被押到富庄驿据点。敌人劝降、拷打都不起作用，六七天后，李文修和申瑞清被带到交河宪兵队。在那里，二人受尽折磨，遭受二十多天拷打，始终不肯屈服。
宪兵队有个李文修的发小，他让人带话给李文修的老娘和妻子，让他们来劝降。周红红说，姥姥见到姥爷时，他已经被打得不成样子。“他们说，哪怕在纸上写下以后不再干革命，也能放回去，但是姥爷不写。”
向记者讲述时，原本条理清晰的周红红突然哽咽。姥爷摸了摸姥姥的肚子说，“你把家照顾好就行了，这是我个人的信仰，我不会投降的。”
而这，竟成了他们的最后一面。
跟时间赛跑
寻找姥爷李文修的接力棒，最终交到了周红红手上。
从2005年，周红红开始四处寻访。当年，姥爷李文修的一些战友还尚在，但是她始终没有获得确切消息。
偶然一次机会，周红红在档案馆发现一份资料，是当年跟姥爷李文修一同被捕的申瑞清写下的经历。交河宪兵队被关押数日后，申瑞清被押解到了济南新华院，与李文修分别。
据多位战友推断，姥爷大概率是在交河宪兵队就被杀了。“因为他级别比较高，如果不投降，就直接给枪毙了。”
周红红说，“妈妈听姥姥提过，姥爷可能被押到济南去了，家里也曾想办法往济南方向寻找。”但在那个年月，车马慢，通讯也不方便，要找一个人比登天还难。
周红红请画家为姥爷李文修所作画像
李文修当年是否被押到济南新华院？周红红想努力寻找一个答案。
1943年，日军在济南筑起高墙深堑，定名“新华院”。它由驻济日军第十二军参谋部直接掌控，后由第四十三军接管，成为日军在山东地区关押、奴役和虐杀抗日军民的核心场所。
从1943年3月至1945年8月，“新华院”先后关押抗日军民和爱国人士约3.5万余人，被酷刑劳役折磨致死者1.5万余人，被抽血致死者100余人，被注射毒药、细菌致死者各数百人，被押送到日本和我国东北充当劳工苦役者1万余人。
数字令人窒息。
如今，妈妈已经83岁。周红红说：“妈妈一直有一个心结。人没了，好歹有个结果。到现在，姥爷牺牲在哪里，埋葬在哪里，都不知道。寻访姥爷，不是为了树碑立传。我想圆妈妈的心愿，知道姥爷牺牲在哪里，我们祭奠也有个去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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